本論文通過對韓國戰爭(朝鮮戰爭)期間韓中兩國從軍小說中的國家意識形成樣相進行解析, 以期發現兩國國家意識的相同點與不同點, 並對其社會, 文化原因及文學史意義進行探究. 韓國戰爭期間韓國大約有50多名小說家到前線從軍, 創作了200多篇從軍小說. 與此同時. 中國也有60多名小說家跟隨赴朝慰問團與文聯創作組到北韓(朝鮮)從軍, 期間創作的從軍小說達100餘篇. 從兩國的文人從軍規模與從軍小說創作量來看, 從軍小說在韓中兩國均爲重要的文學現象, 在其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衆所周知,1948年和1949年在韓國與中國分別成立了自由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初期爲新民主主義)新式近代國家....
本論文通過對韓國戰爭(朝鮮戰爭)期間韓中兩國從軍小說中的國家意識形成樣相進行解析, 以期發現兩國國家意識的相同點與不同點, 並對其社會, 文化原因及文學史意義進行探究. 韓國戰爭期間韓國大約有50多名小說家到前線從軍, 創作了200多篇從軍小說. 與此同時. 中國也有60多名小說家跟隨赴朝慰問團與文聯創作組到北韓(朝鮮)從軍, 期間創作的從軍小說達100餘篇. 從兩國的文人從軍規模與從軍小說創作量來看, 從軍小說在韓中兩國均爲重要的文學現象, 在其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衆所周知,1948年和1949年在韓國與中國分別成立了自由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初期爲新民主主義)新式近代國家. 新國家的成立使得兩國國民擁有了新的國民身分, 並形成了新的國家共同體意識.國家意識作爲一種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在精神方面對國家共同體的構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從軍作家作爲國家國民的一員(知識分子), 先導性地擁有對國家意識的覺悟, 並在創作中將這種國家意識應用到從軍作品當中, 這可以視爲一種國家倫理的表現. 本論文將國家意識看作爲國民對國家共同體想像的一環, 主要關注其在國家共同體形成中發揮的作用. 與此同時, 國家意識作爲國民的一種主觀意識, 可以看作爲國家(民族)的一種意識領域的形象. 因此, 在對韓中兩國國家意識比較時本論文採用比較文學中的形象學作爲理論方法及進行研究.
從軍小說擔負著對國民進行啓蒙的角色, 因此對從軍小說中的國家意識進行研究時, 從軍作家的國家意識顯得尤爲重要.經過對韓國與中國從軍作家的作品創作意識分析發現, 兩國作家在‘國民對國家的身分性認知’,‘國家的主體性’,‘世界化’等三個層面有共通性認知, 這三個層面分圍繞國家意識展開. 與此相對應, 從軍小說中的國家意識則具體表現爲: ‘通過國民國家想像構建的國家意識’, ‘與參戰國的關係中確立的國家意識’. ‘爲實現人類共同體而憧憬的國際性國家意識’ 三個方面.
第二章中論及的通過國民國家想像構建的國家意識當部分,可具體分爲國民作爲國家與民族共同體一員的歸屬感, 以及國民的愛國意識兩部分. 在從軍文人座談會上韓國從軍文人將自己從軍的動機解釋爲對國家的‘獻身意識’, 强調了國民對國家的義務感.這可以通過作品中人物對個人, 家庭(故鄕), 國家的關係認知中得到例證. 比如金松的「首爾的悲劇」,「與月之戰」,朴榮濬的「哥哥」中通過描寫家庭與國家的利益合一從而强調國家服務意識;而金松的「不死身」與吳永壽的「雪人」中則設定了在家庭的喪失中則向性選擇國家的內容. 另外在描寫難民的題材中也表現國民對國家的身份認證.例如孫素熙的「決心」與「在海面上」等作品表現了國民對自由民主主義大韓民國的意志和決心.尤其是「在海面上」這部作品把國民塑造爲國家的主人, 捕捉了他們主動選擇成爲大韓民國國民的心理樣相. 中國的情況, 隨著以清除親美思想爲宗旨的整風運動的展開, 文人們也接受了思想改造, 先后到北韓(朝鮮)戰場進行從軍. 巴金的「黃文元同志」與「勇敢的戰士」, 陸柱國的「上甘嶺」與「風雪東線」等作品比較代表性地表達了志願軍作爲國民對祖國的指向性意志. 這些作品中基本是設定了故鄕與國家的合一情況.如果前者重點突出志願軍對祖國的精神性指向的話, 後者則展示了志願軍在通過空間位移中感受到的對祖國的思念.
同時, 韓中兩國從軍小說中描述了國民的愛國意識. 韓國的從軍小說主要是側重于描寫主人公的國民式愛國意識的告白與愛國意識的覺醒.因此在描述軍人的愛國熱情時比起具有非凡能力的超人形象, 更多的側重于軍人思索國民對國家的責任感的樣子. 例如朴榮濬的「金將軍」中金將軍與某參謀就具有‘國民-(政)-國家’的國民責任式的國家意識.另外, 崔貞熙的 「麻煩製造者徐億萬」則將軍人的人生價値與愛國主義結合起來, 將愛國主義上升到哲學境界. 而農民小說中的農民質樸的愛國主義也是一種愛國主義傾向. 尤其是黃順元的「松山村的人們」這部小說,描寫了村民們積極回應國家徵兵的故事,與作者去意識形態化的鄕土主義風格有所不同的是.從村民老宋與老崔的和解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黃順元對民族和解的渴望. 同時,張德作的「年輕的力量」, 「母親」, 「禮物」等作品中一一體現了主人公在經歷了個人與國家之間利益張力之後選擇服從國家利益的母性國家意識的特點. 整體來說, 比起中國從軍小說中描寫戰場中志願軍英雄形象的作品, 韓國從軍小說中展現英雄形象的作品數量偏少. 這與韓國從軍文化宣傳初期英雄主義在國民當中未起到相應的效果有關. 尤其在導入美國政訓體制之後, 宣傳的方式更是變爲國家意識和意識形態的宣傳.
中國從軍小說中關於戰場中志願軍英雄般的戰鬥意志的描寫較多.英雄式人物的創作主要來源於周楊提出的‘英雄式人物’這一文藝方針.周楊提出英雄式人物的主要是爲了對中國國內國民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與此相關的作品主要有老舍的「無名高地有了名」,楊朔的「三千里江山」,路翎的「戰士的心」,萬征與王振林的「飛行員與紅領巾」等.這些作品分別描述了不同的英雄形象.比如巴金描述的是一種志願軍的人文式的英雄人物形象, 老舍則側重志願軍的平凡而不平凡的英雄形象.楊朔的「三千里江」中將英雄描述爲愛本身, 特別是吳天保的遺言“用愛我的心去愛祖國吧”成爲1950~1960年代中國式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代表.與此不同的是劉白羽在「揚著灰塵的路上」中關注的是志願軍的英勇性, 這部作品裡刻畫了志願軍楊從芳英勇地完成前線運輸任務的形象.路翎的「戰士的心」裡講述了一個克服內心的軟弱成長爲勇敢的戰士的志願軍形象的話, 魏巍與白艾共著的「長空怒號」則刻畫了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覺醒的志願軍形象.總的來說中國從軍小說中描述戰鬥的場面頗多.這主要是因爲中國的文人跟從抗美援朝大會與文聯組織的赴朝慰問團到北韓(朝鮮)從軍的經歷. 他們在北韓戰場上隨志願軍一起生活, 作品也大多在戰場上完成.
通過這一部分的比較分析發現, 韓中兩國從軍小說中體現的國家意識有所不同. 韓國從軍小說中强調了與政府無關的國民-國家式的國家意識. 這主要是源于作家們腦海中國民應該成爲國家主導的國家意識. 與當時韓國政府在外交中表現出的被動性不同, 文學作品則致力於國民的國家紐帶感形成與國家共同體構建.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學在國家建設中所發揮的社會參與功能. 中國的情況則是由政府組成強力的組織與宣傳體系, 從軍作家們在政府的指示之下進行愛國創作. 也就是說雖然國民個人的角色也很很重要, 但是作爲集體一員的國民的角色更加有意義.這與社會主義體制中強調集體的力量這一理念不無關係. 再加上當時處在國家新成立的情況下, 國民整體的凝聚力顯得尤爲重要.
第三章韓中兩國的從軍小說中與參戰國,也就是同盟國與敵對國的關係中確立的國家主體性這一國家意識顯得尤爲突出. 韓國從軍小說中韓國在與同盟國美國, 日本, 其他聯合國軍保持合作關係的同時, 作爲東洋國家的存在感, 尤其是作爲主權國家的獨立性與自主性被重點強調.安壽吉的「更生記」與「兩個發程」以及柳周鉉的「氣象圖」中著重體現了國家的獨立性與自主性. 比如柳周鉉的「氣象圖」中展示了東洋與西洋的文化衝突, 以此來强調韓國在韓國戰爭(朝鮮戰爭)中的獨立性與自主性. 而中國的從軍小說中則突出了同盟國蘇聯與北韓(朝鮮)的崇拜性, 相互尊重的合作關係. 尤其是在對待北韓的態度中, 中國作家對勇於反抗美帝國主義的朝鮮民族的獨立精神表示尊重, 並暗喩中國本國的主權獨立. 路翎的「戰爭,爲了和」與楊朔的「三千里江山」中主要是突出對北韓民族的風俗與環境的尊重的話, 劉白羽的「安玉姬」中則刻畫了勇敢地對抗美國, 保護北韓與志願軍的北韓女性安玉姬的形象. 另外, 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則通過對北韓國民的愛情來昇華爲保衛祖國的國家意志. 該作品忠實於人的原始感情的流露, 通過王應洪與金聖姬的愛情故事實踐了路翎‘將愛情服務於戰爭’的創作理念.
在對待敵對國的態度中韓國與中國都共同强調了本國的合理性.當時因爲蘇聯沒有直接參與韓國戰爭,所以在韓國的從軍小說中並未予以詳細的介紹.金東里的「斯大林的腦衰」中講述了斯大林利用韓國戰場實現對世界的野心,朴啓周的「囚人列車」中對蘇聯與蘇聯軍人進行了否定式的描寫,以此來讚揚韓國‘犯人’們的愛國主義的正當性.另外,通過對北韓政權的非合理性進行批判從而與本國民主主義的合理性進行對比.朴榮濬的「智異山附近」與「三兄弟」中通過對北韓遊擊隊的殺人成性的殘忍性與野蠻性反過來强調南韓政權的正當性. 除此之外, 中國也在韓國的作品中被提及, 主要是人海戰術帶給南韓國民的壓迫感與如同蠻夷般的入侵他國的形象.南韓作品中如此負面地描述中國形象的原因主要是爲了渲染國民對中國的敵對感, 以及刺激國民來保護國家主權的國家意識.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 韓國在對待同盟國與敵對國的態度中優先强調獨立性與自主性, 並通過不依附於任何國家的意志來突出本國主權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中國的從軍小說中則主要貶低敵對國的形象,揭發他們的非合理性並强調本國與北韓(朝鮮)的政權合理性. 在中國的立場上, 美國對韓國戰爭的參戰是一種對東洋國家的侵略, 因此更多的是呼訴整個東洋的獨立性. 與此相對應中國國內進行了抗美援朝運動, 展開了對美國的‘三視(敵視, 輕視, 蔑視)’ 活動, 以此來激化國民對美國的憎惡. 楊朔的「漢城雜錄」,「三千里江山」與路翎的「戰士的心」中揭露使北韓與韓半島陷入生靈塗炭境地的美軍惡行, 批判美國的非合理性. 從軍小說中也涉及到李承晚軍隊, 主要是將南韓軍隊描述成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馬前卒, 揭露南韓的非獨立性. 與此相關的內容主要體現在路翎的「戰爭, 爲了和平」中的俘虜部分.
在對韓中兩國的主體性國家意識對比中發現,兩國的國家意識表現出唯我性與合作性的特點. 韓國主要是排除他國對本國事務的干涉, 追求本國的主體性. 而中國則重點指向國家間的相互尊重與合作.韓中兩國小說中體現的國家意識上出現如此差別的原因主要源于兩國看待韓國戰爭的視角與民族精神兩個層面. 韓國作爲直接經歷戰爭苦痛的國家, 實現南北統一是最首要的任務.中國是作爲第三國參加的韓國戰爭,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口號下, 中國必須也應該強調國家間的合作. 正因爲如此, 韓國的從軍小說思想的深層始終流露著被害者的意識,這種意識促使作家們追求國家的獨立與國家意識的內向性. 中國對抗美援朝的位相則持高度讚揚的態度,體現出以本國爲出發點的各國相互獨立的國家意識. 另外在民族文化心理方面, 韓民族傾向於追求本民族的獨立精神, 而中國則重視各民族見的團結與統合, 這也促成了兩國國家意識的不同.
第四章中重點討論韓中兩國從軍小說中所表現出的對本國國家意識的世界化推廣.韓國戰爭期間韓中兩國在强化國家意識的前提下,提出了爲實現人類共同體利益而努力的世界意識. 兩國均立足于將本國(韓半島)的意識形態進行現實化, 强調其在世界上發揮的先導性角色. 具體來講, 主要是通過意識形態實現世界化, 通過人本主義與階級愛這種截然不同的人文關懷兩個方面來實現人類共同體目標.韓國從軍小說主要是借自由民主主義來實現與世界的統合.例如朴榮濬的國家理念告白作「遊擊隊」就通過主人公‘我’來控告壓迫人類自由的北韓行徑, 進而對民主主義進行告白. 崔泰應的「通向自由之國」中描述了一個被北韓人民軍俘虜的南韓國軍田中士,通過展示民主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物質豐厚與俘虜優待)後,反將人民軍士兵勸降並帶回我軍部隊的故事.中國方面則是通過對美帝國主義的控訴來宣傳志願軍的國際主義精神. 劉白羽的「遠方的來信」,「路標」, 巴力的「蘋果」, 海默的「突破臨津江」,「懷念漢江南岸」等作品中體現了志願軍的這種國際精神.尤其是「遠方的來信」與「路標」中强調志願軍的韓國戰爭參戰是正義的,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層面上得到全世界人民的關注與支援. 最重要的一點是, 韓國與中國從軍小說中通過追求意識形態的世界化推廣,最終將本國的民族精神與在全世界上扮演的先例式角色進行宣傳, 這直接根植于本國主體式國家意識.
同時, 韓中兩國通過人本主義與階級愛來實現人類的共同體. 韓國從軍小說中大量突出生命自由的內容恰好證明了這一點. 生命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心願, 因此能夠更好地用此共同分母來實現世界化. 朴榮濬的「龍草島近海」, 安壽吉的「渡口出逃」這兩部作品中從基督敎的視角表現出因爲剝奪他人的生命而産生的罪意識.中國作品中主要是通過對被帝國主義壓迫的階級進行普愛, 從而實現世界和平. 路翎的「戰爭, 爲了和平」中重點體現了白人對黃種人與黑種人的優越感, 由此可推出世界上受壓迫的民族階級團結起來, 一致反抗帝國主義是十分有正義感的事情. 這些作品中雖然强調生命的尊重與自由的珍貴, 但是最終未能超越敵我的界限, 難免流露出生命意識的局限性. 但是恰恰是這種生命的局限性反而體現了從軍作家忠實于國家意識的態度. 除此之外, 黃順元與路翎的作品中有試圖打破意識形態與階級的局限的徵兆. 這種未受意識形態與階級介入的人本主義, 雖然在韓中兩國的從軍小說中有所體現, 但是沒有佔據較大的比例. 這與韓國戰爭當時兩國從軍小說將國家意識作爲重點來刻畫的屬性有直接關係.
綜上所述, 通過對韓中兩國的從軍小說種體現的國家意識進行對比研究, 可以重新定義從軍小說在兩國文學始終佔據的地位. 從軍小說是韓中兩國新國家建設, 强調新文學的時代產物.從軍小說作爲一種搭載著新的國家理念的文學,足可以被稱爲一種新的文學體裁. 因此本論文將從軍小說看作現代文學的一個起始點, 不贊成將其納入解放期文學的延長線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戰爭期間的從軍小說爲1950年代韓中兩國的戰後文學提供了良好的文學素材. 並且戰爭期間從軍小說與政治緊密結合, 是文學參與社會的典型例子.
本論文通過對韓國戰爭(朝鮮戰爭)期間韓中兩國從軍小說中的國家意識形成樣相進行解析, 以期發現兩國國家意識的相同點與不同點, 並對其社會, 文化原因及文學史意義進行探究. 韓國戰爭期間韓國大約有50多名小說家到前線從軍, 創作了200多篇從軍小說. 與此同時. 中國也有60多名小說家跟隨赴朝慰問團與文聯創作組到北韓(朝鮮)從軍, 期間創作的從軍小說達100餘篇. 從兩國的文人從軍規模與從軍小說創作量來看, 從軍小說在韓中兩國均爲重要的文學現象, 在其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衆所周知,1948年和1949年在韓國與中國分別成立了自由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初期爲新民主主義)新式近代國家. 新國家的成立使得兩國國民擁有了新的國民身分, 並形成了新的國家共同體意識.國家意識作爲一種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在精神方面對國家共同體的構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從軍作家作爲國家國民的一員(知識分子), 先導性地擁有對國家意識的覺悟, 並在創作中將這種國家意識應用到從軍作品當中, 這可以視爲一種國家倫理的表現. 本論文將國家意識看作爲國民對國家共同體想像的一環, 主要關注其在國家共同體形成中發揮的作用. 與此同時, 國家意識作爲國民的一種主觀意識, 可以看作爲國家(民族)的一種意識領域的形象. 因此, 在對韓中兩國國家意識比較時本論文採用比較文學中的形象學作爲理論方法及進行研究.
從軍小說擔負著對國民進行啓蒙的角色, 因此對從軍小說中的國家意識進行研究時, 從軍作家的國家意識顯得尤爲重要.經過對韓國與中國從軍作家的作品創作意識分析發現, 兩國作家在‘國民對國家的身分性認知’,‘國家的主體性’,‘世界化’等三個層面有共通性認知, 這三個層面分圍繞國家意識展開. 與此相對應, 從軍小說中的國家意識則具體表現爲: ‘通過國民國家想像構建的國家意識’, ‘與參戰國的關係中確立的國家意識’. ‘爲實現人類共同體而憧憬的國際性國家意識’ 三個方面.
第二章中論及的通過國民國家想像構建的國家意識當部分,可具體分爲國民作爲國家與民族共同體一員的歸屬感, 以及國民的愛國意識兩部分. 在從軍文人座談會上韓國從軍文人將自己從軍的動機解釋爲對國家的‘獻身意識’, 强調了國民對國家的義務感.這可以通過作品中人物對個人, 家庭(故鄕), 國家的關係認知中得到例證. 比如金松的「首爾的悲劇」,「與月之戰」,朴榮濬的「哥哥」中通過描寫家庭與國家的利益合一從而强調國家服務意識;而金松的「不死身」與吳永壽的「雪人」中則設定了在家庭的喪失中則向性選擇國家的內容. 另外在描寫難民的題材中也表現國民對國家的身份認證.例如孫素熙的「決心」與「在海面上」等作品表現了國民對自由民主主義大韓民國的意志和決心.尤其是「在海面上」這部作品把國民塑造爲國家的主人, 捕捉了他們主動選擇成爲大韓民國國民的心理樣相. 中國的情況, 隨著以清除親美思想爲宗旨的整風運動的展開, 文人們也接受了思想改造, 先后到北韓(朝鮮)戰場進行從軍. 巴金的「黃文元同志」與「勇敢的戰士」, 陸柱國的「上甘嶺」與「風雪東線」等作品比較代表性地表達了志願軍作爲國民對祖國的指向性意志. 這些作品中基本是設定了故鄕與國家的合一情況.如果前者重點突出志願軍對祖國的精神性指向的話, 後者則展示了志願軍在通過空間位移中感受到的對祖國的思念.
同時, 韓中兩國從軍小說中描述了國民的愛國意識. 韓國的從軍小說主要是側重于描寫主人公的國民式愛國意識的告白與愛國意識的覺醒.因此在描述軍人的愛國熱情時比起具有非凡能力的超人形象, 更多的側重于軍人思索國民對國家的責任感的樣子. 例如朴榮濬的「金將軍」中金將軍與某參謀就具有‘國民-(政)-國家’的國民責任式的國家意識.另外, 崔貞熙的 「麻煩製造者徐億萬」則將軍人的人生價値與愛國主義結合起來, 將愛國主義上升到哲學境界. 而農民小說中的農民質樸的愛國主義也是一種愛國主義傾向. 尤其是黃順元的「松山村的人們」這部小說,描寫了村民們積極回應國家徵兵的故事,與作者去意識形態化的鄕土主義風格有所不同的是.從村民老宋與老崔的和解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黃順元對民族和解的渴望. 同時,張德作的「年輕的力量」, 「母親」, 「禮物」等作品中一一體現了主人公在經歷了個人與國家之間利益張力之後選擇服從國家利益的母性國家意識的特點. 整體來說, 比起中國從軍小說中描寫戰場中志願軍英雄形象的作品, 韓國從軍小說中展現英雄形象的作品數量偏少. 這與韓國從軍文化宣傳初期英雄主義在國民當中未起到相應的效果有關. 尤其在導入美國政訓體制之後, 宣傳的方式更是變爲國家意識和意識形態的宣傳.
中國從軍小說中關於戰場中志願軍英雄般的戰鬥意志的描寫較多.英雄式人物的創作主要來源於周楊提出的‘英雄式人物’這一文藝方針.周楊提出英雄式人物的主要是爲了對中國國內國民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與此相關的作品主要有老舍的「無名高地有了名」,楊朔的「三千里江山」,路翎的「戰士的心」,萬征與王振林的「飛行員與紅領巾」等.這些作品分別描述了不同的英雄形象.比如巴金描述的是一種志願軍的人文式的英雄人物形象, 老舍則側重志願軍的平凡而不平凡的英雄形象.楊朔的「三千里江」中將英雄描述爲愛本身, 特別是吳天保的遺言“用愛我的心去愛祖國吧”成爲1950~1960年代中國式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代表.與此不同的是劉白羽在「揚著灰塵的路上」中關注的是志願軍的英勇性, 這部作品裡刻畫了志願軍楊從芳英勇地完成前線運輸任務的形象.路翎的「戰士的心」裡講述了一個克服內心的軟弱成長爲勇敢的戰士的志願軍形象的話, 魏巍與白艾共著的「長空怒號」則刻畫了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覺醒的志願軍形象.總的來說中國從軍小說中描述戰鬥的場面頗多.這主要是因爲中國的文人跟從抗美援朝大會與文聯組織的赴朝慰問團到北韓(朝鮮)從軍的經歷. 他們在北韓戰場上隨志願軍一起生活, 作品也大多在戰場上完成.
通過這一部分的比較分析發現, 韓中兩國從軍小說中體現的國家意識有所不同. 韓國從軍小說中强調了與政府無關的國民-國家式的國家意識. 這主要是源于作家們腦海中國民應該成爲國家主導的國家意識. 與當時韓國政府在外交中表現出的被動性不同, 文學作品則致力於國民的國家紐帶感形成與國家共同體構建.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學在國家建設中所發揮的社會參與功能. 中國的情況則是由政府組成強力的組織與宣傳體系, 從軍作家們在政府的指示之下進行愛國創作. 也就是說雖然國民個人的角色也很很重要, 但是作爲集體一員的國民的角色更加有意義.這與社會主義體制中強調集體的力量這一理念不無關係. 再加上當時處在國家新成立的情況下, 國民整體的凝聚力顯得尤爲重要.
第三章韓中兩國的從軍小說中與參戰國,也就是同盟國與敵對國的關係中確立的國家主體性這一國家意識顯得尤爲突出. 韓國從軍小說中韓國在與同盟國美國, 日本, 其他聯合國軍保持合作關係的同時, 作爲東洋國家的存在感, 尤其是作爲主權國家的獨立性與自主性被重點強調.安壽吉的「更生記」與「兩個發程」以及柳周鉉的「氣象圖」中著重體現了國家的獨立性與自主性. 比如柳周鉉的「氣象圖」中展示了東洋與西洋的文化衝突, 以此來强調韓國在韓國戰爭(朝鮮戰爭)中的獨立性與自主性. 而中國的從軍小說中則突出了同盟國蘇聯與北韓(朝鮮)的崇拜性, 相互尊重的合作關係. 尤其是在對待北韓的態度中, 中國作家對勇於反抗美帝國主義的朝鮮民族的獨立精神表示尊重, 並暗喩中國本國的主權獨立. 路翎的「戰爭,爲了和」與楊朔的「三千里江山」中主要是突出對北韓民族的風俗與環境的尊重的話, 劉白羽的「安玉姬」中則刻畫了勇敢地對抗美國, 保護北韓與志願軍的北韓女性安玉姬的形象. 另外, 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則通過對北韓國民的愛情來昇華爲保衛祖國的國家意志. 該作品忠實於人的原始感情的流露, 通過王應洪與金聖姬的愛情故事實踐了路翎‘將愛情服務於戰爭’的創作理念.
在對待敵對國的態度中韓國與中國都共同强調了本國的合理性.當時因爲蘇聯沒有直接參與韓國戰爭,所以在韓國的從軍小說中並未予以詳細的介紹.金東里的「斯大林的腦衰」中講述了斯大林利用韓國戰場實現對世界的野心,朴啓周的「囚人列車」中對蘇聯與蘇聯軍人進行了否定式的描寫,以此來讚揚韓國‘犯人’們的愛國主義的正當性.另外,通過對北韓政權的非合理性進行批判從而與本國民主主義的合理性進行對比.朴榮濬的「智異山附近」與「三兄弟」中通過對北韓遊擊隊的殺人成性的殘忍性與野蠻性反過來强調南韓政權的正當性. 除此之外, 中國也在韓國的作品中被提及, 主要是人海戰術帶給南韓國民的壓迫感與如同蠻夷般的入侵他國的形象.南韓作品中如此負面地描述中國形象的原因主要是爲了渲染國民對中國的敵對感, 以及刺激國民來保護國家主權的國家意識.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 韓國在對待同盟國與敵對國的態度中優先强調獨立性與自主性, 並通過不依附於任何國家的意志來突出本國主權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中國的從軍小說中則主要貶低敵對國的形象,揭發他們的非合理性並强調本國與北韓(朝鮮)的政權合理性. 在中國的立場上, 美國對韓國戰爭的參戰是一種對東洋國家的侵略, 因此更多的是呼訴整個東洋的獨立性. 與此相對應中國國內進行了抗美援朝運動, 展開了對美國的‘三視(敵視, 輕視, 蔑視)’ 活動, 以此來激化國民對美國的憎惡. 楊朔的「漢城雜錄」,「三千里江山」與路翎的「戰士的心」中揭露使北韓與韓半島陷入生靈塗炭境地的美軍惡行, 批判美國的非合理性. 從軍小說中也涉及到李承晚軍隊, 主要是將南韓軍隊描述成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馬前卒, 揭露南韓的非獨立性. 與此相關的內容主要體現在路翎的「戰爭, 爲了和平」中的俘虜部分.
在對韓中兩國的主體性國家意識對比中發現,兩國的國家意識表現出唯我性與合作性的特點. 韓國主要是排除他國對本國事務的干涉, 追求本國的主體性. 而中國則重點指向國家間的相互尊重與合作.韓中兩國小說中體現的國家意識上出現如此差別的原因主要源于兩國看待韓國戰爭的視角與民族精神兩個層面. 韓國作爲直接經歷戰爭苦痛的國家, 實現南北統一是最首要的任務.中國是作爲第三國參加的韓國戰爭,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口號下, 中國必須也應該強調國家間的合作. 正因爲如此, 韓國的從軍小說思想的深層始終流露著被害者的意識,這種意識促使作家們追求國家的獨立與國家意識的內向性. 中國對抗美援朝的位相則持高度讚揚的態度,體現出以本國爲出發點的各國相互獨立的國家意識. 另外在民族文化心理方面, 韓民族傾向於追求本民族的獨立精神, 而中國則重視各民族見的團結與統合, 這也促成了兩國國家意識的不同.
第四章中重點討論韓中兩國從軍小說中所表現出的對本國國家意識的世界化推廣.韓國戰爭期間韓中兩國在强化國家意識的前提下,提出了爲實現人類共同體利益而努力的世界意識. 兩國均立足于將本國(韓半島)的意識形態進行現實化, 强調其在世界上發揮的先導性角色. 具體來講, 主要是通過意識形態實現世界化, 通過人本主義與階級愛這種截然不同的人文關懷兩個方面來實現人類共同體目標.韓國從軍小說主要是借自由民主主義來實現與世界的統合.例如朴榮濬的國家理念告白作「遊擊隊」就通過主人公‘我’來控告壓迫人類自由的北韓行徑, 進而對民主主義進行告白. 崔泰應的「通向自由之國」中描述了一個被北韓人民軍俘虜的南韓國軍田中士,通過展示民主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物質豐厚與俘虜優待)後,反將人民軍士兵勸降並帶回我軍部隊的故事.中國方面則是通過對美帝國主義的控訴來宣傳志願軍的國際主義精神. 劉白羽的「遠方的來信」,「路標」, 巴力的「蘋果」, 海默的「突破臨津江」,「懷念漢江南岸」等作品中體現了志願軍的這種國際精神.尤其是「遠方的來信」與「路標」中强調志願軍的韓國戰爭參戰是正義的,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層面上得到全世界人民的關注與支援. 最重要的一點是, 韓國與中國從軍小說中通過追求意識形態的世界化推廣,最終將本國的民族精神與在全世界上扮演的先例式角色進行宣傳, 這直接根植于本國主體式國家意識.
同時, 韓中兩國通過人本主義與階級愛來實現人類的共同體. 韓國從軍小說中大量突出生命自由的內容恰好證明了這一點. 生命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心願, 因此能夠更好地用此共同分母來實現世界化. 朴榮濬的「龍草島近海」, 安壽吉的「渡口出逃」這兩部作品中從基督敎的視角表現出因爲剝奪他人的生命而産生的罪意識.中國作品中主要是通過對被帝國主義壓迫的階級進行普愛, 從而實現世界和平. 路翎的「戰爭, 爲了和平」中重點體現了白人對黃種人與黑種人的優越感, 由此可推出世界上受壓迫的民族階級團結起來, 一致反抗帝國主義是十分有正義感的事情. 這些作品中雖然强調生命的尊重與自由的珍貴, 但是最終未能超越敵我的界限, 難免流露出生命意識的局限性. 但是恰恰是這種生命的局限性反而體現了從軍作家忠實于國家意識的態度. 除此之外, 黃順元與路翎的作品中有試圖打破意識形態與階級的局限的徵兆. 這種未受意識形態與階級介入的人本主義, 雖然在韓中兩國的從軍小說中有所體現, 但是沒有佔據較大的比例. 這與韓國戰爭當時兩國從軍小說將國家意識作爲重點來刻畫的屬性有直接關係.
綜上所述, 通過對韓中兩國的從軍小說種體現的國家意識進行對比研究, 可以重新定義從軍小說在兩國文學始終佔據的地位. 從軍小說是韓中兩國新國家建設, 强調新文學的時代產物.從軍小說作爲一種搭載著新的國家理念的文學,足可以被稱爲一種新的文學體裁. 因此本論文將從軍小說看作現代文學的一個起始點, 不贊成將其納入解放期文學的延長線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戰爭期間的從軍小說爲1950年代韓中兩國的戰後文學提供了良好的文學素材. 並且戰爭期間從軍小說與政治緊密結合, 是文學參與社會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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